外汇管理局


关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诉金星电脑工程公司借款纠纷案中有关外汇额度问题的答复
外汇管理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你院1995年7月17日来函收悉。现就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诉金星电脑工程公司借款纠纷案中涉及的归还外汇额度问题答复如下：
我局（91）汇管检字第66号处罚通知书中对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私自为金星电脑工程公司垫付外汇额度二十四万零五百六十四美元额度的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已作出行政处理，要求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及时收回所垫付的外汇额度。在目前外汇额度取消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统一按
债权债务发生时国家规定的外汇额度调剂价格折算人民币予以清偿。



1995年8月1日
摘要：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在我国，律师的辩护权根本得不到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会见难”、“调查难”、“阅卷难”、“质证难”、“申请调查证据难”以及律师的权益保护等，这就要求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增强律师的辩护权来实现控辩的失衡，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刑事辩护；控辩失衡；司法公正


　　当前中国，公检机关是不折不扣的强力集团，而律师只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是名副其实的幼小群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进行的修改中，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扩充了辩护律师的权利并确立了控辩对抗的庭审模式。但是，法律的实施在实践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牵掣，那么，律师的辩护权也同样不例外，律师的困境一直是制约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瓶颈。


　　一、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价值


　　刑事犯罪一般都具有隐蔽性，刑事诉讼就是一个认知和查明的过程。首先，侦查机关通过一定的侦查手段来尽力探求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然后再以审查起诉、审判等程序来达到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同时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刑事诉讼包括了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一种旨在对受刑事追诉者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是刑事诉讼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也不言而喻。


　　（一）增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防御能力，只有辩护律师的充分参与，才能最大限度的防止误判。刑事辩护制度的真正价值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取得有效的防御权，并通过矫正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


　　国家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采取各种限制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旦刑事追诉成功，便会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就是一个弱者。如果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为了防止追诉机关滥用权力压制被追诉人，必须使控辩双方达到平衡。


　　（二）有些权利只能由律师行使，或者由律师行使更好，再者，对于诉讼中存在的复杂问题，被告人缺乏能力应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视口供，再加上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比较落后，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事件经常出现，从而酿成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后，就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相关案情，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等。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权利获得保障，另一方面可以适度监督相关机关的侦查活动，从而对侦查机关形成一种相对的权利制约。


　　二、刑事辩护的困境


　　（一）会见难。律师会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之后，依法与其面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或是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从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为辩护作好进一步准备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会见权的存在是律师有效展开辩护业务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律师的会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1、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会见的次数、时间、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1）律师的会见率过低，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或者根本就不提出任何理由而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律师要达到会见委托人的目的，往往要采取“向领导或上级部门反映”等非法律的手段才能实现。


　　（2）会见的审批程序太严，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往往被任意地拖延。[2]


　　（3）会见的次数、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在会见时普遍在场大大损减了律师会见的效用。许多侦查机关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并且会见的时间太短，使律师很难系统、全面了解案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草草收场，使律师会见的作用无法实现。


　　2、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会见往往还要求必须经过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批准，并且在共同犯罪中，律师对同案被告人的调查会见也受到限制。


　　律师会见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打击犯罪的理念成为主要价值，律师介入被视为对侦查的妨碍。其次，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立法的扭曲，例如法律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律师会见时又必须提交“公安机关会见通知”，这也就暗含了律师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会见在押嫌疑人时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许可，这二者之间是明显矛盾的。再次，执行中不严格依法办事，对律师会见任加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各部门的解释又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就是这些不完善的规定在现实中竟然也根本得不到执行或者执行走了样。一些地方司法部门还制定了“政策”，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更为复杂和困难，甚至出现了律师不能正常执业、当事人埋怨律师无能的尴尬局面，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律师在会见中被抓，其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


　　（二）调查难。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独立的调查权，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律师对于辩方证人的调查要经过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其次，律师没有强制取证的权利，在律师自己取证困难的情况下，要向检察院或法院申请来协助收集、调查证据；再次，律师对于被害人和控方证人的调查权受到两个限制：一要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二要经过被害人或者其探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