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税担保制度完善

王志敏（河北工程学院）


摘要：纳税担保是税收征管法中的一项新制度，这项制度的确立足以影响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导致纳税担保制度在实践中的落空，这不仅仅影响了立法目的的实现，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型。

关键词：纳税担保、税收法律关系、性质、法律责任

纳税担保制度是民法的债权保障制度在税法中的引入，是现代各国税收立法上普遍采用的一项税收保障制度。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越来越倾向于将税看成一种公法上的债，因而将民事法律上与债有关的制度，尤其是债权保障方面的制度应用于税款征收中，担保制度就这样进入了我国税款征收制度中。我国在1993年发布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42条中就规定了纳税保证金制度。2001年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和2002年公布的实施细则用更多的法条规定了担保在税收征纳中的应用及相关制度，是税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辛勤工作的成果。是公法社会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对税款的征纳应当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制约了纳税担保制度的实施及其作用的发挥。

纳税担保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确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纳税担保制度的确立从理论上突破了原有公私法的界限，发展了我国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此前，我国税法理论界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传统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学者们认为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根据以上理论，税收法律关系被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征税权的行使与纳税义务的履行就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这种税收法律关系具有鲜明的公法性质。然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借鉴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对税收本质的论述：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指出作为公法的税法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于税法与私法本质上应为统一的。并进而提出“在内涵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治的宪法理念下，相对于民商法是从横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平面保护-‘第一次保护’而言，税法其实是从纵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立体保护-‘第二次保护’，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重要的保护” [1]。 甚至有人提出将契约精神融入中国税法是税法现代化的要求[2]。税收法律关系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表述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并认为其在一定层面上也应遵循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甚至有的学者提出税收所形成的债权债务与其他民事活动中形成的不应当有所区别，因而主张取消在破产财产分配中税收的优先权[3]。

担保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确立表明立法者们对税法私法化或社会化趋势的认可，承认税收可以被当成一种债务，适用私法上的担保制度予以保障。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因而有处于平等地位的可能，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也将在一定范围内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指导作用。这种认识将会有助于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

其次，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上的新变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转换税务人员的旧思维模式，更好地维护纳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变化将带来他们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等化。早就有学者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认为税务人员存在严重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自我中心意识，缺乏征税的责任意识[4]。而且，我国目前税法的教育和宣传工作一直只强调对纳税主体的教育，而忽视了对征税主体严格依法用权的培养和教育[5]。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6]。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提出要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就必须使征税意识建立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平价值观念基础之上[2]。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税务人员存在上述的特权思想，总是把自己摆在高于纳税人的地位之上，没有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观念或很少考虑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观念和思维模式会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纳税担保的应用将会有助于税务人员这些不正确观念的改变。在因发生纳税担保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中，税务人员与纳税相对人有机会作为平等主体参加纳税法律关系。如果制度设计得当，纳税担保得到广泛应用，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措施将会退位于次要的税收保障措施，这种变化无疑会有助于税务机关权力意识的消减，与此同时，纳税相对人的维权意识也会不断提高。这既有利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三年的实践中担保制度并没有随法律的颁布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相反地，却鲜闻纳税担保被运用于税款征收的案例。当然，这一方面与我国的税收征管的力度、税收的法治进程、税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等有关。比如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在2003年才公布《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实施纳税担保的试行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执行。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我国税收征管法对纳税担保制度的规定不完善，未能明确纳税担保的性质，具体实施的制度规定有缺失，这些都增加了该制度实施的困难。

一，税收担保的性质未能在法律上予以明确。我国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税收担保，但对纳税担保的性质未予明确规定。纳税担保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他与之相关的具体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因而导致了纳税担保制度实施的整个落空。

纳税担保是行政措施还是民事行为本身在理论界就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纳税担保是一项私法制度，代表性的如台湾学者陈敏，他认为税收担保合同本质上是一种私法契约[7]。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 ，维护纳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税务机关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民事救济形式实现税款的征收，而不享有超越担保债务人的特权，比如自力执行权，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来保障税款的及时入库，这将导致税款征收的低效率。因而有学者提出税收担保制度在形式上介乎公法与私法之间，从税法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公法对私法的借用，是公法私法化的一种表现[8]。俄滋（Goez）就提出私法规定类推适用于公法关系并非毫无限制。除关于财产请求权可类推适用，或公法上直接间接设有可类推适用之规定外，只有合于公法目的者才可类推适用[9]。还有不少学者干脆将纳税担保视为一项公法上的制度，认为其同样体现着国家意志并贯彻国家权力，如认为纳税担保是“税务机关对由于纳税人的行为或者某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应征税款不能得到有效保证或难以保证的情况，所采取的确保税收收入的措施”[1]。

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并未明确纳税担保是一种行政措施还是民事行为，。《税收征管法》第40条规定：纳税担保人逾期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根据这一条似乎纳税担保为行政措施的一种。但是从《实施细则》第61、62条规定的纳税担保合同设立程序来看，又具有民事合同订立的特征。比如担保合同要经税务机关“同意”，而非“批准或认可”。在《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未明确规定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担保合同的内容的协商、合同的变更、解除及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否可以类推适用适用民事法律，使得纳税担保的性质处于不定中，导致具体行为如何实施难以确认，税务机关或人员不得不回避或怠于使用纳税担保这种本来很好的预防税款流失的制度。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未明确纳税担保的性质还影响了低层次的立法活动和规章制度的建立。比如，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所制定的《关于实施纳税担保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就存在一些由于纳税担保性质不明确而导致的问题。该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纳税担保，是指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经税务机关同意或确认，以本办法规定的方式，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第三人应缴纳或解缴的税款及滞纳金提供担保的法律行为。从该概念看纳税担保与民事担保并无太大差别。但是该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第 二款则称：税务机关在要求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前，内部应先填写 《税务行政措施审批表》。该试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第三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纳税担保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对是否受理担保申请做出决定。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纳税担保在该试行办法的具体制度规定上却是被当成一种行政措施来建立的。税务机关作为公法权力主体在税收担保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整个程序中纳税人的地位与税收保全措施实施中的地位区别不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仅规定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保证人资格的认可权，试行办法却将纳税担保整个列入了需经批准的范围。而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做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因此，该试行办法的规定超出了《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在纳税担保中的权限规定，使纳税担保几乎成为纯公法上的继保全措施、强制措施的又一项行政措施。

纳税担保既是税法上的制度也应受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既非明文规定，税务机关不能随便利用行政权力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担保性质的规定不完善，造成纳税担保制度不过成了税款征收中与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措施无区别的又一种税务机关享有的行政权力而已。法律中关于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平等地位的规定在现有的具体法律规定下，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征管法》理应对相关制度予以明确的规定，从而有利于人们对纳税担保性质的判断，促进这项利国利民的好制度的实施。

二，相关的法律责任未设定，为税务人员怠于利用担保形式保障税款征收提供了方便。《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如何使用、解除、以及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对于税务人员怠于行使或者不当使用纳税担保给国家、纳税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法律责任却未予规定。虽然在《税收征管法》第82条规定了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律责任。但是该条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由于担保措施使用不当造成税款流失或给纳税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情况。除此之外，《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这条规定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一权力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与民争利局面的产生，容易激化矛盾。如果税务人员能在纳税人发生经济困难时或之前积极、及时采取税收担保行动，税务机关就可以担保权人的面目出现，与纳税人的其他债权人不会产生直接的利害冲突，既保障了税款的征收，又不会激化与其他债权人的矛盾。但是，由于《税收征管法》没有规定怠于行使纳税担保的法律责任，导致一部分税务人员回避纳税担保，而寄希望通过优先权的行使保障税款的征收。还有，因为现在纳税担保很少被使用，所以由于纳税担保使用不当给纳税人造成损失的案例基本没有，但这不等于将来也会没有。对于不属于应当提供纳税担保或者不及时解除担保合同，从而给纳税人造成了损失的，难道税务机关不应比照民事规定给予赔偿吗？为提高税务人员应用纳税担保保障税款征收的意识，使担保进入税收征收程序中的立法目的得到实现，必须对纳税担保的使用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否则税务机关会从使用简便、费用少的角度出发，宁可从税源丰富的大户上满足税收收入计划做为替补或直接采取保全措施和强制措施来保障税款的征收，而舍弃程序规定不明确，又无责任制度对不行使进行制约的担保。

三，为充分发挥纳税担保的作用，应扩大其使用范围。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未结清税款、滞纳金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发生纳税争议欲申请复议又未缴纳税款的，以上三种情况纳税人应提供担保。但是为更全面地保障税款的征收，预防国家税款的流失，第31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情况也应包括在可以设置纳税担保的范围内。理由如下：

1根据实施细则第41条，所谓特殊困难是指遇上不可抗力导致较大损失或现金周转困难。而这些都应不会影响纳税人提供担保的能力。担保人可以提供设备、土地使用权或经营用房产等做抵押，商标等无形财产做质押。这些担保措施既不会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又能使税款在纳税人情况好转后及时得到缴纳。
2如果不设置担保，由于在欠税的审核方面法制的不完备，一方面，在税务机关未明真相或未及时发现的情况下，有的纳税人会利用此理由来拖延时间，为他们偷逃税款或长期占用本应入库的税款谋取私利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有的税务机关为完成每年的税收任务就利用此条规定，和纳税人暗通勾结，故意延缓税收入库时间。如根据最新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云南省安宁市国税局在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存款余额超过8亿元的情况下，将其2002年应纳税款1．53亿元，延迟到2003年征收入库。湖南省湘潭市国税局岳塘分局在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底货币资金达3亿多元的情况下，未将其增值税欠税4500万元征收入库[10]。
除上以外，在纳税人发生特殊困难而欠税时不设置担保，还会增加应收税款的风险。如果纳税人在延缓缴纳税款的期限内不但未能恢复实力，反而走向破产的边缘，税款就有可能流失。当然，纳税人破产了，根据征管法第45条税务机关可以主张优先权，但这时行政机关完全是以国家权力机关的面目出现，行使特权，容易造成国家与民争利的局面，导致对立情绪。如果税务机关是以担保权人的身份出现就会完全不同。

纳税担保受到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11]。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主要是对税务机关权力的制约。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受税收法定主义的制约，税务机关不能直接要求依法缓缴税款的纳税人提供担保。所以建议在下次对税收征管法进行修改时增加这一纳税担保适用情况。

税收征管法第一条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保障国家税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的。“保障国家税收”是第一位的，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也是税务机关必须考虑的。纳税担保的广泛应用既可以保障国家税收的及时入库，又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行政权力的行使，加大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最终影响和改变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的思维习惯，使其向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方向发展。审计署最近发布的审计公告称，在经济欠发达的内蒙古、江西、四川等地区，税务机关为完成税收计划征收“过头税”10．02亿元[10]。这跟税务机关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特权思想，纳税人依然存在严重的被奴役性有很大关系。《税收征管法》中规定了纳税担保，在实践中却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这不仅仅是立法目的没有得到实现的问题，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的权威性和实效性，不利于依法治税的贯彻执行，更会影响到依法治国的方略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重视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闫文超、刘一宇：《纳税担保制度评述》源自http://www.chinalawedu.com
2李 刚：《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源自http://www.law-lib.com
3刘汉江：《用税法理论分析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与破产债权分配顺序的不合理性》源自http://www.law-lib.com
4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5刘建文：《财税法学》，刘建文主编，第312-313页，2004年第一版
6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
7陈敏：《租税法之提供担保》，（台）《政大法学评论》第52期，第202页。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
展会是展示新产品、加强新技术交流与贸易洽谈的平台。我国会展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各种展会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引导支柱产业做大做强的助力器，已成为展示贸易投资环境的窗口，展会作为树立形象、推广品牌、展示实力的舞台，促进经贸合作与交流，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辐射和拉动作用。我国会展业尚处于粗放型经营阶段，一些企业的新颖产品展出后不久，其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立刻受到了侵犯。发生在展会上的侵权行为较为严重，展会上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开始凸显。一份权威资料上表明，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履行国际司法协助义务、代外国法院送达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文书的35起案件中，有11起原告提起诉讼的证据均来源于在其本国举办的国际展览会，比例高达31.43％。如何积极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展会知识产权纠纷，维护展会的良好形象？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商务部、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制定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于2006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对展览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制定的行政规章，为展览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了增强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中国国际贸促会五部门在2006年联手开展了“蓝天会展行动”，旨在有效遏制展会期间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规范展会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展会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
在中国会展业高级培训班（第三期）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韦之博士指出：会展业与知识产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展览过程中产生和涉及到大量的精神成果，包括展台设计、广告手册、宣传标语、图片、产品外观设计等等，其中大部分是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在展览过程中还可能会使用到他人的一些产品，如产品说明书、现场演示用软件或背景音乐等，若处理不当容易侵犯当事人的著作权。展览会中的一些标记可能已经通过注册获得商标权，如若不当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容易侵犯当事人的商标权。参加展览的产品一般都是最先进的成果，所以其中很大一部分具备专利性。 展会一般面临以下知识产权问题：
（一）展品被仿制
对展品的拷贝是展会知识产权发生问题的另一个重灾区。很多参展商担心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在展会上被他人偷拍之后拿去模仿。2005年在中东迪拜举办的国际电力灯具新能源博览会上，我国福建某生产开关、插座类产品的参展企业将某国外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摆上了自己的展台，作为样品，结果被对方发现，并将侵权的现场拍了照并向展览组委会投诉，最后该样品被扣押，展台被组委等等。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太强，想办法在展会现场拍照，然后回去画图、制作模具，这个过程往往只要几天的时间。2004年的一次展会还没有结束，国内模仿的产品已经出来了。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向《中国经济周刊》算了一笔帐，参加一个国际展会的成本是100美金左右，如果仿冒一个鞋的版型，至少能带来50万美金的利润，这无异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世界上最大的会展公司??励展博览集团亚太地区总裁兰德龙向《中国经济周刊》直言：“很多国外的厂商不敢到国内来参展，是因为他们担心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国外企业在展会上关注的不仅仅是参展的产品，还有透过展会显示出来的贸易环境，以及中国市场潜在的贸易机会。展品被模仿，不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导致了在后来一段时间内国外参展商数量一度减少，使展会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二）展位设计被模仿
北京一家展览展示公司就把参展商，一家来自吉林的汽车销售公司告上法庭。该公司在起诉状中称，他们应吉林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要求，为其展台进行装饰设计及施工，但汽车销售公司却擅自将建筑装饰设计图交给第三方，由其按图纸进行展台装饰，这一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的知识产权，请求法院依法维护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有一些参展商的展台设计是拷贝别人的设计后，略加修改而成，难免要受到起诉。
（三）展会被克隆
中国展览馆协会专家称，每年全国要举行的各类展览多达3000多个，很多有名气、效果好的展会经常会遭到模仿，很多都只是把地区名字改换一下就盗用过去。对于大多数参展商和参观者来说，很难通过展览名称进行辨别，因为这些展览会的中外文名称几乎相同。定位、内容、市场、题目完全一致的展会在全国泛滥。展览业本身具有创意、多样化、体现个性化、立意新颖，属于智力成果，相关内容也是知识产权受到保护。
二、主办方注意
展会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参展商展出的产品侵害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展会结束后，受害方难以找到这个参展商，于是就将主办方告上法庭，主办方备感冤枉，认为受害方告错了对象。对此，韦之博士指出：如果参加展出的商品侵害了他人的知识产权，不仅参展商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组织展览的经营者也必须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认为即便展会经营者并非故意侵权，只是存在过失，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你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现实中，许多展会经营者忙于追求效益，没有起码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没有对参展商品进行专利审查，没有对侵权的参展商发出警告，如果存在这样一些证据，法官就比较容易认为展会经营者根本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这就是过失，必须对此付出代价。那么主办方如何避免自己成为被告呢？
（一）制定保护规则
作为负责任的展会知识组织者，应当从严把关从始至终都应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招展通知书中就要对参展商提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并与参展商签订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同。仅仅与参展商签定保护知识产权协议并不能使主办方当然免责，在法律上看来，合同只是必要的证据，但很难说是充分的证据，光有合同是不够的，还要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具体章程，在展会经营者的主动宣讲，对侵权行为的调查，慎重处理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对敏感产品，参展者应提供相关产品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证明文件，对于可能侵权的产品严加封杀。为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制定展览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二）签署保证书
每年的广告四新展，主办方在通知书上都印有一份醒目的“保证书”，让参展商保证所有参展展品、产品样本和说明书及现场演示所使用的软、硬件不存在侵犯他人产品专利权和涉嫌侵权的问题，如有违反，将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份保证书须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在规定日期寄回。此做法表明主办方的严肃立场，可以加强参展商的法律意识，如果展会发生侵权可以减轻主办方的侵权责任，这个方法值得提倡。
（三）严格控制
中国知识产权报报道：第10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按照商务部统一部署，继续从5个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据悉，这5个方面的措施是：继续推行“知识产权问责制”，要求交易团、商协会及参展企业，均要落实知识产权责任人；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特别是加强对首次参展企业的宣传；落实预警机制，从源头上制止侵权行为发生，特别是加强对重点商品、重点企业的检查；加强对被侵权较多的商标、专利的检查；加大查处力度，坚决贯彻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制度。广交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高交会）都要求参展商承诺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一旦发生侵权投诉，按照展览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进行处置，被认为侵权的产品，主办机构有权要求参展商撤走任何被指控为侵犯知识产权的展品。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产权，营造了展览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序环境。
（四）设立法律咨询办公室
自1997年起，中国国际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在其主办的家纺面料展上设立法律咨询办公室，在展览会现场提供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调解各种产权纠纷，并向企业广泛宣传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一工作从启动至今，工作的覆盖面也从最早的家纺面料展，扩展到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产业用纺织品展、服装服饰博览会和纱线展等全部贸促会纺织分会主办的年度专业大展。法律办公室的设立，使展会健全了关于知识产权的防范机制，使各种投诉和纠纷有了相应的机构进行受理和调解。2006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也设有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准备了知识产权保护方案和处理机制。
　　（五）联合政府部门现场执法
高交会期间，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组织有关中介机构组成展会联合执法队伍，加强对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监督、检查、维护展会的正常交易秩序，及时处理侵权投诉，依法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据统计，贸促会纺织分会在展览会期间，协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机构调解、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达到上百起，当事人涉及十余个国家及地区，给那些非法侵占他人现有的技术、设计及品牌的参展商以警示，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展会的市场秩序，营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参展商注意
（一）严密保护，防止被仿冒
有些展商专门为仿冒一些名牌公司的产品设计而来，为了参加展会，在原公司之外又专门注册了一个新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出席展会，印制了假名片，还在展会上聘请了专业的律师，专门处理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纠纷。对此国内的专业展会上，很多参展商采取了封闭式的办法。在入口处，参展商会仔细盘问来者的身份。更有甚者在入口处挂牌，上书“不欢迎同行”，尽力保护自己的展品不被仿冒。
（二）积极主张权利
从2003年秋季广交会开始，西方七大机电技术开发商结成专利保护联盟进驻广交会，专事进行侵权调查，在当届（94届）广交会上，他们发现10家涉嫌侵权企业，在2004年春季（95届）广交会上又新发现10家。外商在投诉时基本是带着律师和各种相关的版权著作权证书“有备而来”。佛山市柏杰油墨有限公司向广州市有关部门投诉四家企业在“2006年广东国际广告展”中展销涉嫌侵犯其“油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其中一家还涉嫌假冒其注册商标。为此，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市工商局经检分局联合行动，分别前往展场和被投诉方的生产经营现场，暂扣涉嫌侵权产品，并在会展举办方协助下将涉嫌侵权产品撤离展台，对被投诉方展销现场进行证据固定，作为专利权人会后提起诉讼的依据。此案作为国家四部委联合颁布《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办法》于3月1日正式实施后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备受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派专人跟踪此案并组织媒体报道。
参展商在会展期间如发现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他人侵犯时，应如何向展会知识产权投诉站投诉呢？专家介绍说，参展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类别提交相关材料：涉及专利的，应当提交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专利权人或与该专利权利害关系人的证明、专利法律状态证明；涉及商标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明文件，并由投诉人签章确认，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涉及著作权的，应当提交著作权权利证明、著作权人身份证明。同时要注意提供的对方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应尽可能充分、准确。
四、国外参展请注意
近些年，随着大量中国产品涌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也积极走出去，参加国际展会。在国际展会上中国参展商屡遭知识产权投诉，甚至在国内展会上也遭到国际跨国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官员的调查。宁波贸促会国际展览部有关人士称，前几年每届法兰克福文具礼品展，都有十几家企业因为涉嫌侵犯知识产权被组委会警告，严重的还被查封摊位。在某次国际展会上，宁波一家企业被展会组委会认定侵权后，不仅当场被查封了展位，还被列入了黑名单，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我国参展企业因为侵犯知识产权在国外被展会清退的报道并不少见，其实还有更为严重的后果。《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0月23日讯：10月3－5日世界医药原料领域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展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医药行业各自组团参加，因为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我国三个企业的六名代表被法国警方扣留，该六人已经被移送当地法院，并被正式起诉。
产品侵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首要问题之一，国内企业去国外参展时应从以下个方面积极应对。
（一）咨询先行
为了避免在国际展会上遇到知识产权纠纷，中国企业非常有必要了解和熟悉参展国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在参展前进行必要的法律咨询。展览公司应当有义务提供必要咨询服务，参展商还可以向参展国的法律咨询机构咨询，展商还可以利用利用互联网进行检索，了解参展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法的执法机构和执法程序，尽可能降低知识产权纠纷，减少损失。
（二）证件齐备
赴国外参展时，一定要带好企业营业执照、产品的有关书面材料、产品专利证书、商标证书等文件。如果展品在以前发生过产权纠纷而被法院或权威机构证实没有产生侵权行为的相关证明，务必携带，如果再次发生知识产权纠纷，这些文件就可以帮上很大的忙。
（三）积极应当侵权指控
在大型的国际展会上，国外企业如果发现知识产权侵权，一般有两种做法：由律师出具警告信或者由法院发出临时禁令。律师出具的警告信内容包括对具体侵权行为的描述，要求对方限期停止侵权的声明，惩罚条款等。同时，常常附律师费用帐单。中国展商如果接到此类警告信，首先要做两点判断，第一，是否存在展品侵权；第二，标的值定得是否过高，如果认为警告有理，标的值合适，可以签署警告信。签署的好处有两点，避免进入冗长的法律诉讼程序，最有利的是避免发出警告信的企业向法院申请临时禁令，从而可以保证其他非侵权展品继续参展，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慎重起见，应及时向律师咨询。对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应当积极应对，在某届展会开展第一天，圣戈班（德国）公司就我国参展商安泰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的压花玻璃侵权纠纷，拍照取证，并向安泰公司提出（1）立即撤下侵权展品，中止参展；（2）收取3000欧元补偿金等诉求。面对此突发事件，我国参展企业在协会的帮助下积极、果断应对，较好地解决了纠纷，使该公司顺利全程参展。
海关或法院发出临时禁令，禁令具有强制执行力，法警可以立刻在展会执行禁令。这种情况发生时，尽量避免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避免人员被拘留，对没收的侵权展品要开具收据，并查看是否与被侵权展品吻合，以便作为今后提出诉讼的依据。被执行临时禁令的企业可以立刻委托律师前往法院，提出异议。
（四）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国际展会上，我国参展企业的知识产权同样面临被其他国家的企业侵权的情形。洛阳名特玻璃技术有限公司在一次国际展会上发现奥地利一家公司完全照抄自己的钢化炉生产线宣传材料，在展会上招摇撞骗，名特公司立即在律师的陪同下对其提出警告，并勒令其纠正错误，经我方据理力争和强烈要求下，外方改正其作法，并承认错误。

作者：王律师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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