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某案看——《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修改的必要性
滑力加
如果让人们必须从严重违法和轻微犯罪两个里面选择一个的话，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严重违法，因为它毕竟不属于犯罪。但是由于我国某些行政法规的滞后，迫使一些“懂法”的人宁可选择犯罪，以求得到刑事处罚。下面这个
真实的案例正好为此提供了佐证。
2000年4月18日，兰州市临夏县农民訾某(时年20岁)、代某(时年22岁)、侯某(时年17岁)和另一姓侯的人(年龄不详)都在呼和浩特市一个饭馆打工。4月18日晚上，訾某把三个同乡叫到一起说，他以前曾在一个姓陈的开的饭馆里打工，这
个人欠他700多元工钱不给，咱们去他家偷点东西。三个同乡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四人来到陈某家，入室盗窃虹美18英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厦新超级VCD一台，价值人民币1278元。
次日，公安机关即侦破此案，除另一姓侯者外，其余三人都被带入了警局，随即被刑事拘留。
2001年3月16日，公安机关将侯某三人共同盗窃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3月28日，检察机关以三名被告人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出公诉。4月13日，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因侯某作案时不满18周岁，建议检察机关撤销对侯某的起诉。当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将侯某移交公安机关，建议作其他处理。
4月20日，检察机关将另两名被告人重新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于当日开庭，并作出以下判决：被告人訾某、代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扣除先行羁押的期限，两名犯罪人在宣判后十天就可以获得自由。
而法院认为不宜作犯罪处理的侯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2001年5月25日，呼和浩特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对侯某劳动教养三年。劳教期间从2000年10月20日起至2003年10月19日止。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的侯某还要等两年半才能获得自由。
这个真实的案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同一起案件，构成犯罪并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其所受处罚实际上大大低于不构成犯罪且又是未成年人的侯某呢？究其根源，主要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行政法规自1957年8月1日颁布以来，至今已长达40多年，基本上没有进行修改。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个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
由于这个规定把劳教期最低定为一年，没有和刑法相衔接，致使行政处罚高于一些轻罪的刑事处罚，更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试想在上面的案例中，侯某的心理能平衡吗？能从中真正受到教育吗？
综上，笔者认为国务院的劳动教养决定的修改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迫切性。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2001年10月
关于做好2009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农业部 财政部 教育部等
关于做好2009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
农经发[200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办、委）、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法制办、教育厅（教委、教育局）、新闻出版局：
2008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减负和强农惠农政策，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深入治理农民反映的突出问题，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探索构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长效机制，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新成效。但是，一些地方涉及农民负担的乱收费项目仍然存在，损害农民合法权益问题时有发生，农民负担监管工作任务仍然艰巨。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在这种形势下，更要提高对减负工作重要性、艰巨性的认识，牢固树立常抓不懈的思想，做到思想不松懈，工作不松劲，切实维护农民利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针对农民负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突出重点，切实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近年来，农民负担的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根据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当前农民负担监管工作应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重点监管以下四方面情况：一是明确由政府承担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费用和所需劳务，是否转由农民或村集体承担；二是向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其他费用，有无政策依据，是否超标准、超范围收取；三是向农民筹资筹劳，是否符合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适用范围、议事程序和限额标准等规定；四是农民应得到的补贴补助和补偿，是否被截留、抵扣或挪用。在农民负担监管中，要把减轻农民负担与推进制度建设、事前预防与事后查处相结合，从源头上控制加重农民负担和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
二、积极探索，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
各省（区、市）要根据中央的要求，抓紧完善本地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议事范围、议事程序，创新议事形式，强化村民监督。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切实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组织实施的指导和监督。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引导，提高基层干部、农民群众参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已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的省份，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有关制度，积极扩大奖补试点范围；未开展试点的省份，要积极创造条件，选择村级领导班子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开展试点，逐步在全国形成一事一议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激励机制，健全国家扶持下的农村新型劳动积累制度。
三、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农民负担重点治理
针对农民反映的修建通村公路乱集资、向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乱摊派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重点治理。
（一）强化治理重点地区。将农民负担问题较多的县（市）纳入全国重点监控范围，实行综合治理。加强督促检查，对当年未达到治理目标的，继续实施监控，直到农民满意为止。各省（区、市）也要结合当地实际，选择典型县（市）开展农民负担综合治理。
（二）拓展治理重点领域。治理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乱收费，各省（区、市）对向合作社收费情况要进行全面调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属于乱收费的项目坚决取消，过高的收费标准坚决降低,为合作社的正常起步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治理向村集体的各种摊派集资，严禁将部门或单位的经费缺口以各种名义向村集体转嫁或集资。
（三）深入治理重点项目。各地要结合实际，对修建通村公路向农民或村集体摊派集资、公费订阅报刊超限额、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民建房乱收费和截留、抵扣、挪用强农惠农补贴资金等问题进行专项治理。要明确治理重点、目标和措施，确保治理取得明显效果。
四、标本兼治，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进一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以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政权组织为目标，积极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以健全乡镇财政监管职能、增强基层财力为目标，深入探索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制度上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隐患；推进建立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明确保障责任和范围，防止以各种形式变相增加农民负担；开展减轻农业用水负担综合改革试点，促进减轻农业用水负担。
五、完善制度法规，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要坚持和完善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农村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农民负担“监督卡制”、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等五项制度。今年，重点完善“公示制”，创新公示形式，适时更新内容，公示要增加支农惠农政策的内容，同时加强检查监督，狠抓责任落实；完善“责任追究制”，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对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曝光。加快研究《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修订问题；各地也要加大农民负担监管的立法力度，将农民负担纳入依法监督管理的轨道。
六、落实领导责任，推动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深入开展
进一步提高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认识，切实做到常抓不懈。一是坚持和完善减负工作制度。坚持和完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工作制度。坚持和完善“谁主管、谁负责”的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充分发挥地方各级减负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作用，对减负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要深入研究解决办法，严格审核涉及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文件，确保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整体合力不减弱。二是完善减负工作考核制度。将减轻农民负担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确保减负工作的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不缺位。三是强化农民负担联合检查监督制度。完善检查方式，扩大检查范围，实行检查与处理相结合，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高压态势。四是加强减负宣传培训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减负和惠农政策，维护农民的知情权；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做到自觉守法、正确执法，确保各项减负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农业部 国务院纠风办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法制办
教育部 新闻出版总署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