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驻贵阳市办事机构管理规定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外地驻贵阳市办事机构管理规定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１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６号）
第一条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搞好横向经济技术联合，加强外地驻贵阳市办事机构的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地驻贵阳市办事机构（以下简称办事机构）是指外地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我市设立的，为促进地区间经济联合与发展的组织。
第三条 凡在我市设立的办事机构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贵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外经贸委）负责对外地驻贵阳市办事机构的管理、协调、指导、服务。
第五条 外地县以上行政机关可以在我市设立办事处，县及县以下行政机关可以设立联络处；外地企事业单位可以设立办事处。
外地行政机关需要在我市设立办事机构的，由市外经贸委审核，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地企事业单位需要在我市设立办事机构的，由市外经贸委审批。
办事机构经批准后，由市外经贸委发给《外地驻贵阳市办事机构登记证》，并凭证到有关机关办理暂住人口登记、刻制公章、人员招聘等手续。
第六条 在贵阳市设立办事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行政机关需要在我市设立办事机构的，应当持县以上人民政府（含县）和县级以上行政主管机关签署同意在我市设立办事机构的文件，并提交常驻机构的名称、任务、人员编制、负责人、驻在地点等材料。
（二）企事业单位需要在我市设立办事机构的，应当提交本单位的申请报告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当地经协部门）同意在我市设立办事机构的批准文件（所提交的材料与行政机关相同）。
（三）提交办事机构办公用房的有关凭证。
第七条 办事机构的人员编制，原则上办事处控制在八人以内，联络处控制在五人以内。常驻贵阳办事机构人员入集体暂住户口。因特殊情况需在贵阳入常住户口的，经市政府审查批准后，按我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办事机构实行年审制，由市外经贸委负责。
第九条 办事机构的撤销，应当在撤销前一个月内书面报告批准机关，并办理注销手续。
办事机构办公地址、工作任务、电话号码、人事等变更，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后，应当及时向批准机关备案。
第十条 办事机构的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规定。
办事机构依法进行的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十一条 办事机构依照规定缴纳管理费。管理费标准由市财政、物价部门审定。所收管理费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用于为各办事机构提供服务及开展活动，专款专用。市财政和审计部门负责监督。
第十二条 办事机构需附设招待所、产品经销等经营性企业的，必须与办事处或者联络处分开，实行独立核算，并依照规定到我市工商、税务、公安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市设立办事机构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设立的办事机构，由市外经贸委会同工商、公安等有关机关依法取缔。
第十五条 市外经贸委工作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外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外地在贵阳设立办事机构的暂行规定》（筑发〔１９８９〕１１号）同时废止。
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不宜直接侦查案件
杨 涛
新华社长沙４月１０日电，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宣布：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如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进行初查和直接立案侦查，并以此加强惩治司法腐败力度，推动法律监督。(《新京报》4月11日)
尽管说，法律监督权力总体上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是具体到各项监督权在检察机关那个部门来行使或者说法律监督权力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配置却是有学问的。笔者认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效率，有利于权力高效运转；其二是权力能受制约，法律监督权之间也应当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要符合法律监督与司法工作的规律。因此，权力在部门之间配置时不能一味强调一方面，如在检察机关中设置了反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公诉到法院之前，要经过反贪部门侦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和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味强调效率，那么很显然由反贪部门侦查、逮捕、公诉一体操作最高效。
很显然，由于民行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以，他们经常与当事人和法官打交道，能近距离地与及时地发现司法腐败问题，赋予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对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整合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惩治司法腐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过多地从效率上考虑而没有考虑到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不利于公正执法。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应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是一旦抗诉提起后，事实上，民行部门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就与抗诉的成败有了一定关系。如果赋予他们侦查权，就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侦查权来达到抗诉成功的目的，从而使被申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由反贪部门来进行侦查，至少在内部可以增加一道制约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由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也并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检察官是法律监督者，但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检察官要使得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成功，还是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最终由法官来判断。但是，民行部门检察官既提起抗诉又享有侦查权，法官在断案中就不得不考虑检察官的眼色来行事，使民行检察官事实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最后，其实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对于高效行使侦查权也并不一定十分有利。因为，民行检察官主要从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查，侦查经验不多，侦查手段也有限，而且实践中民行部门人员也比较少，而反贪部门的人员有从事侦查的长期经验和技术手段，他们更有能力集中力量侦查。
因此，事实上，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时，将线索转给反贪部门进行侦查，并给予相应的配合，应当是一种符合效率、司法规律和利于权力制约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所以，不宜将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直接侦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个人博客：浩瀚法网 （http://tao1991.fyfz.cn） 欢迎光临、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