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法院1949年审判工作总结和该院组织机构及工作概况报告的批示
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法院：
你院七个月以来审判工作的总结报告，经本院各部门转辗传阅，故未早复。接到你们的这份总结报告后，后来又在《新建设》上看到你院王斐然院长在北大法学院所作的演讲稿“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两者作比较来看，在关于“审判工作的特点”和“审判工作的两个
基本认识”上无论是政策观点和对问题的提法，讲演稿比之所总结较为恰当。例如原总结“两个基本认识”中引证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犯了法……”一段话随即解释为“人民犯法不是阶级本质，而是受了反动派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够慎重的。而在讲演稿中则有了改正
，这种改正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讲演稿中对原总结所作的一切修正。望将原总结重加整理后，即可为你院内部业务学习材料。现就讲演稿中的个别问题提出两点意见，请参照原总结加以考虑：
第一，关于审判中的民主。讲演稿提到“有些司法人员把‘民主’错认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自然，那种在审判中滥用民主的现象是应该反对、纠正的。但如果因此就承认我们“审判也应该民主”，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因为一切为着人民利益的观
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在我们全部审判活动，你们也是这样做了的。所有这些充分地表明着我们法院的民主的性质。所谓审判的强制性，也是民主的集中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审判活动中应该提倡的有领导的民主。
第二，关于判决的执行。讲演稿提到“若在执行时发现判决不妥当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发现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审判活动中的民主的特色。但“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这句话，似嫌笼统。判决执行是审判的最后结果
，这种结果是向诉讼当事人甚至向社会公布宣布了的，那么，如在执行中判决失当而需要改正，这从我们政治责任上说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因此，改正判决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批评检查工作的过程。但应该指出在这种执行时，发现判决失当，必须依照一定的条件经过很慎重的程序
，才可以改正原判，否则将会另外发生轻率改判，丧失审判应有的严肃性的种种流弊。关于这种改动原判决的条件和程序，在目前还没有诉讼法做根据的时候，我们认为如发现判决失当，原审机关的责任是迅速报告上级审判机关，在未获上级指示前，不能擅自进行修改原判的工作，这不但
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责任问题，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

附：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北京市人民法院王斐然院长在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所作的报告
一、组织机构
（一）概况
北京市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分两大工作单位，一个是审判委员会，一个是秘书处。
审判委员会设办公室，下分两个组：一是民事组，下分十一个庭；二是刑事组，下分十个庭。各庭案件在审判前须送组审查，再经由办公室主任秘书核送院长兼审判长作最后决定。院长对一般简单案件，只能审阅判决书（原本），对重大案件，也必须详阅全卷，有时对判决书加以修正
，有时则提出意见，发回另作。最近由审判委员会决议：加强“组”的责任，如“组”认为无问题，即可判决宣判，如认为有问题，始送办公室。重大问题得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此分层负责，可以缩短办案时间，更可培养与提高干部的能力。
审判委员会下更设：（1）调查组，负责案件的实际调查，如即深入民间查访；（2）执行科，下设有①执行排，有排长、政治干事、执行员等，执行过去法警、执达员，庭丁等的职务；②赃证物库；③检验室；④法医；（3）代书处；（4）问事处。
秘书处下面分：（1）干部科，（2）总务科，（3）文书科。
（二）干部情况
现有干部188人，内留用者108人，新参加者28人，自老解放区来的52人（其中10人为学生，有北大同学4人）。
接管时对人员的留用规定相当严格，旧推、检不经改造一律不用，书记官以下得在原岗位学习，旧法警、看守员等不用。旧推、检中虽有洁身自好的人，但由于多年来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其观点、立场、作风均须彻底改造。并且立即留用他们，也必引起人民的怀疑和不满。
审判干部的名称，现在不用“推事”，而用“审判员”。能胜任愉快担任审判工作者不多，所以分为三类：（1）审判员，（2）代理审判员，（3）学习审判员。这样可以广开门路，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干部来。三类审判员都可在判决书上署名（谁判的案子即写谁的名字），但对外
负责，则是审判委员会的事情。从前的“书记官”现改称为“助审员”因为就其工作职务而言，叫“助审员”觉名实相称，而且可以加强其责任心，逐渐提为“审判员”。老解放区“审判员”多从录事、书记员等提拔起来的。
各区前有司法科，现虽无此名称，但各区仍作调解工作，凡经区调解未解决的案件，经判决后由法院将判决书正本送区参考。他们在工作中，也经常向法院要主意，法院对区的调解工作，有指导关系。
（三）组织上的特点
1．加强了宣传教育与研究工作。使人民了解法律、掌握法律、运用法律。
2．加强了干部工作。在过去这一段，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留用人员之学习与思想改造上。绝大多数的留用人员，经过学习、检讨、鉴定、评级评薪，由“试用”而“留用”而成了正式受委任的工作人员了。
3．集体领导。用会议解决问题，特别是对判决加以修改，旧司法人员由于有所谓“独立”的思想，起而极感不便，甚至很不乐意，现在因为认识的提高，则已逐渐习惯。
二、工作概况
（一）简要统计
1．审判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民事案接管141件，新收5110件，已结3114件，未结2137件。刑事案接管497件，新收8451件，已结7968件，未结1980件。共计接管638件，新收13561件，已结11082件，未结4117件。
2．相验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验尸621件，尸体649具，验伤341件。
3．执行排工作：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送达传票共26289件，从5月12日至10月底止，民事执行案件共收297件，已结161件；刑事执行案件共收1468件（人犯2155名），已执行1433件（2015名）。
4．问事处询问事件，从4月到10月共3853件。
5．代书处代书诉状：从3月18日到10月底共计民事1063件，刑事303件，共计1366件。
6．宣传报导工作：自3月19日到10月底止共发新闻107件（内报导31件，判决68件，司法动态8件）；从9月到10月底共广播6次。
7．看守所：自接管到现在共经手过人犯7494人，现押人犯1998人。
（二）工作改造
1．代书处：使人民直接与法院发生联系，不再受讼棍恶徒的敲诈剥削。代书写状不收费，完全是为人民服务。
2．问事处：也是使人民能直接和法院发生关系，好象医院的门诊部。若是工作做得好，这里就可以解决许多纠纷，不必再进行诉讼。对宣传解释政策法令，也起着相当作用。例如关于房屋租赁问题，问事处把军管会关于房屋问题的布告大字写出张贴起来，对问事的人，详加解释说明
，人们的认识，很快趋于正确，心情也安定下来。
3．执行排：过去法庭、执行员、庭丁等都为非作恶，直接欺侮人民。现在旧人大部裁去，先从原有工役中选择少数可靠的组成执行排，施以教育，后更从老解放区学校中调来数十名受过训炼的荣军同志，分别充任看守所的看守员和执行员。过去许多工作制度，例如带差讨保，是为贪
污敲诈造机会的，现在交保多请保人直接到法院来，更尽量减少形式主义（可有可无）的具保。
4．刑事组：现行值日制度，使当事人可与审判员当天见面，而把案件尽速解决。
5．集体审判：把法庭变作讲坛，通过这一方式，使政策、法令更易为人民大家所了解。
6．巡回审判：由审判员去就地审判案件，一则容易进行调查研究，再则更可节省民力。
7．大胆负责：例如赃证物库从前无人敢负责管理，致存物糟糙，如面粉有霉硬成块的，自行车带有一触即破的。现在我们对旧存赃证物分期清理，解缴市库，而对于新案，则尽可能用其他方法来避免收存实物。
（附）看守所的改进
看守所现在是法院的组成部分，与刑事组密切结合。它对被押人有了解情况供给审判员和施以初步教育的任务。看守员经常和被押人谈话，观察他们的思想行动，荣军充任看守员更起着带头作用。
短期徒刑是否必须用监狱执行，或是可以就在看守所执行，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三个月的短期徒刑，已在看守所拘押了二个月，是否必须移送监狱？
看守所现在工作重心，是对于“惯窃”的改造。东北哈尔滨法院对惯窃问题曾加详细研究，认为他们是畸形社会所造成的，而具有下列特点：（1）无劳动习惯和生产技术；（2）有偷盗技能；（3）生活腐化；（4）意识无赖（他们常说“监狱是家、窑子是妈”）；（5）人生观是
“无期官司零碎打”（作案时准备坐监，在监时准备出去偷窃）。对于他们应该施以至少一年以上的改造教育。短期拘禁，对他们本身，对于社会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采用了出外集体劳动的办法，有的更准许他们讨保具结，“回家执行”就是晚上回家住宿，白天到所吃饭，外出集体劳动生产，但所参加学习、检讨会。集体劳动可收相互督促竞赛，共同改造思想的效果。现在我们对惯窃的判刑，在一年以上（不超过二年）。这办法似乎只是治标
，因为只有发展生产，才是治本的办法，但是把一些惯窃，关起来进行劳动生产，这对于治本（发展生产）就是有帮助的。而且把一些惯窃培养出劳动习惯与生产能力，这就是治本办法之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治标治本是一致的，只谈治本而用短期徒刑，不负责对惯窃进行彻底有效的改
造是不妥当的。
看守所现在的主要缺点是：（1）房屋不够用，（2）干部思想不明确，对押犯也有讲“民主”，（3）对被押人犯的分析工作作得不够。今后的改进应该是：（1）扩充建筑，主要是加添生产设备，（2）另设短期徒刑执行部，（3）所内设立就审法庭，（4）加强对于犯人的控制
，应增加照相、指纹等工作；（5）加强研究工作，如统计工作等。
现在看守所的组织，设所长、副所长，下分总务、管教、生产等三课；和秘书、医务二室。
略谈审判工作
一、现在审判工作的特点
1．保护国家独立自主：否定了帝国主义过去的特权，经我们审判过的，有外侨为当事人的案件，他们一律须服从我国法律。现在大城市一解放，外侨众多，过去正是帝国主义行使特权的地方，所以对于外侨案件更须注意。在处理每一案件中，我们应该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
民区别开来，更应该把守法的外侨和非法分子区别开来；制裁非法分子，正是要争取其他外侨，使每个外侨都服从我国的法律。我们决不是排外。所以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冷静慎重，防止盲目的左倾情绪滋生。
2．掌握政策：现在成文法还不多，审判时主要靠掌握政策。我们应该根据总的路线、纲领、政策、布告、决议等。当我们初进城市，有人有“无法可司”之感，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政策，必为人民所拥护，因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我们更须与政府的中心工作
相结合相配合，如镇压匪特、稳定金融、制裁恶霸、取缔奸商等。都是密切与政府结合、配合而进行的。
3．为人民服务：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于工作方法上如何便利人民，例如问事处，代书处，巡回审判，看守所，执行排的工作。
4．积极主动：我们不仅做审判工作，我们更重视秘书处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在审判时我们应该和各部门主动地取得联系，例如劳资、房屋、婚姻……等案件便与各有关部门互相商讨。我们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应该深入民间去查访。判决内容不只限于刑罚或赔
偿，也可以表扬，以及认错，道歉、赔礼等等。我们着重于问题的解决，而不专重形式。有的案件的判决书用大字书写张贴出去，更可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二、在审判工作中应加强两个认识
审判工作需要两个基本认识：（一）法庭究竟是什么？（二）在审判中究竟如何掌握政策？
（一）法庭是统治阶级统治敌对阶级的工具，此理人皆知之，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会有偏差。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内曾说过：“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
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
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司法工作者必须将此段文字熟悉。审判应该分清内外和敌友。三敌四友应划分清楚。对人民中间的纠纷和人民的敌人，在处理上应该有所区别，有的干部，对民主专政认识不清，错认“公平”是超阶级的，这是没有领会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两段话，为了引起我们的深切
注意，有照本宣读一遍的必要。这两段话是：“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
，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作过的那样。

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罢，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有些司法工作人员把“民主”认错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他们忘记了审判是应该具有强制性的。我们应该多采用说服的方法，但说服不等于协商。无论在民事或刑事案件，审判应该是为了保护对的一方面，保证审判能达到贯彻政策的目的，就必须有
强制性。要实现合乎广大群众最大利益的政策，而要求人民政府没有强制性，这就等于要人民政府在顽抗者面前陷于无能。
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我们应该注意两点：（1）在下判决时应考虑到执行中的一些问题；（2）加强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工作。若是在执行时发现判决有不妥当之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
（二）审判需要掌握政策，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很多案件中，我们事实上不能掌握政策，这是由于我们只看到具体事实，而不知道怎样去和政策联系。这个联系须靠我们对于总的政策的认识。案件虽小，它必须一直联系到总的政策上去。当我们在审判案件时，往往是只顾眼前的具体
事实，而忽略或忘记把握总的政策。所以审判工作者每判决一个案件时，都要深思熟虑合乎具体政策吗？合乎总的政策吗？怎样区别合与不合呢？我以为应当是这样，这样判合乎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吗？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或至少没有害处吗？
干部不能掌握政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1）受了狭隘的群众观点的限制，只看见眼前的人，而忽视了更大的事情，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便是如此。如对盗窃的无原则的宽大和对房客的房租问题，总觉少缴更好。可是这样做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便少考虑了。这也是一
种恩赐观点，认为在自己手里的当事人总要给他一点好处。（2）只从静止看问题，不知道应该从发展中看问题，只看到当下的情景，不能从全面考虑发展的前途。（3）头脑不够冷静，易于感情用事。如与当事人顶撞了几句，把自己的威信（实际上是个人面子）看得太重，则易因触怒而
妨碍了冷静地按政策办事。



1950年2月16日
见义勇为者造成不法加害人受伤害应适用《刑法》的哪个条款？

龙城飞将


　　小偷骑着同事的助力车要跑，洛阳小伙曹天(化名)连忙追去。追赶过程中责令小偷停车未果，他抽出身上的皮带朝小偷身上抡去。结果，小偷侧身躲避，失去平衡后摔倒在地，致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　　
　　他当天到公安局自首。随后检察院提起公诉，认为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上的伤害，却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最终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构成故意伤害罪。
　　辩护律师认为，曹天当时的行动是见义勇为的合法行为，小偷的死属意外事件，曹天不构成犯罪。
　　一审法官认为，被告人曹天应当预见到向高速行驶的二轮助力车驾驶人施加外力，可能造成翻车伤人的结果，但为追赶小偷取回被盗物品，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导致小偷死亡，其行为应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曹天同事三人共同赔偿小偷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5万元。
　　此案引发一些讨论。
　　我同意法官的判决，同时，我认为，法官在此案的判决中也是考量了曹天见义勇为的因素。法官思维的逻辑顺序是：曹天追赶小偷属见义勇为行为——他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可能的危险导致小偷倒地后身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关于其见义勇为的因素，我引用我国《刑法》和《民法通则》中紧急避险的条款来分析。详见《见义勇为者造成不法加害人受伤害的法律责任探讨——简论我国《刑法》和《民法》关于见义勇为和紧急避险的法律规定，兼及曹天案答雅典博友法家梁剑兵、新浪博友释之》。 　如果把“避险”理解为规避风险，我的观点可以成立。
　　法家梁剑兵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紧急避险就是逃避危险，避险人要有“逃避”的动作。曹天是在“追”，因而不是“避”？他认为这个案子属“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件致人死亡的分歧”，但没有作出论证。我觉得，曹天用皮带抡向小偷造成小偷倒地身亡，不能算是意外事件致人死亡。意外只能是行为人意料之外，不能是行为人自己主动的行为。这样，法家的观点就只能有一种选择，疏忽大意过失致人死亡。这是法家逻辑的必然结果。
　　如果法家同意这样的选择，那他的选择就是对的。根据《刑法》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显然大大地低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杀人罪。
　　在曹天案中，法官之所以判三年，缓三年，同时是因为还考虑到曹天是实施追赶小偷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所以，本案中曹天的行为实际上是由《刑法》15、21、233这三个法条来规制，不可割裂这三个法条之间的关系。对这个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循着案件发生的顺序决定。曹天对小偷摔死负有责任，适用《刑法》15条，“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他追赶小偷是紧急避险行为，造成小偷死亡，应当适用21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他是过失致人死亡的，适用《刑法》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根据21条，对他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所以，我认为该案法官的判决是正确的。如果不考虑其见义勇为的行为，对曹天的刑罚一定不可能是缓刑。

　　博友释之和wensidun既不同意法家梁剑兵的观点，也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曹天案应属正当防卫。尽管小偷离开的作案现场，但是逃离行为是盗窃行为的延续。正如盗窃犯转化为抢劫犯的过程中，其法定要求“当场”是包含从盗窃现场逃离后的连续追逃过程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都转化为抢劫罪。为了同事的财产受到不法侵害，也可以实施正当防卫。
　　他们还认为，刑法理论上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均称为“阻却违法行为”，其中，还有见义勇为等，只是刑法没有单列规定而已。事实上，法学专家认为，只要是公共利益、他人的合法权益非本人之义务，为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而为行为应属见义勇为。
　　对此，我提出疑问：需要注意的是，小偷已经逃离现场，追赶及用皮带向小偷抡去导致小偷倒地身亡，若依博友释之和wensidun的观点，“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似乎也说得过去。这样看来，似乎我国立法中“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中均含有对见义勇为规定的意思。但是，似乎这两项特殊的规定中又不全是见义勇为，这两个法条给人更多的想像空间是直接受到侵害的行为人，当事人，局外人参与其间见义勇为并非法定义务。所以，还需要我们认真梳理。
　　实际上，１.曹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同事的助力车被盗去追赶小偷；２.小偷已经离开了盗窃的现场，曹天去追赶，似乎与正当防卫的规定条件差异更大些。３.我认为，单从字面意思，我国的刑法、民法及英语的文字中都是在紧急避险中涵盖了见义勇为的行为。４.立法存在问题，其一，缺乏明确的见义勇为条款；其二、从文字中能读出“紧急避险”中包含见义勇为的内容，但没有明确规定，只能从见义勇为的规定中找出其总括的意思。

　　释之认为，法家梁剑兵对紧急避险中的避险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这里的避险不是逃避之意，而是避免、避开之意，即让某合法权益避免、避开正在面临的危险。不存在我追彼逃不是避，我逃彼追才是避的问题。在曹天案中，合法权益是同事的的电动车，如按梁剑兵的解释，曹天也“逃”，那曹同事的电动车还能避免“险”吗？另外，曹天的维权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者——小偷实施的，按正当防卫比较恰当。关于法家的观点，我与他是一致的。

　　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总是结下不解这缘。Wensidun指出两者的区别：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最主要的区别是，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人实施，而紧急避险是对第三者实施。如果属于对不法侵害人实施损害，就肯定不属于紧急避险了。换句话说，紧急避险的受害方肯定不是不法侵害人。
　　对此，我的观点是，刑法21 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和民法通则129条“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似乎都没有规定紧急避险一定是第三者，第三者之说是否学术上的观点，并非法律的直接规定？
　　总之，一、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个概念使人容易混淆，即使是学法的人也不容易分清楚，不能不说是立法的遗憾。二、如果见义勇为的行为造成一定的损害，从民法上需要赔偿，刑法上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是否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就涵盖了见义勇为的全部内容。三、有没有独立出见义勇为立法的可能性？现实性？必要性？

20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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