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情况的通报

安监总厅管四〔2012〕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2011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精神，针对工贸企业涉及面广、领域宽、数量多、差异大的行业特点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全面开展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以下简称“两项建设”）为重要抓手，以落实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线，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创新安全监管方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两项建设”的工作部署，认真结合工贸行业实际，突出重点，总体推进，为全面开展“两项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截至2012年5月，全国工贸行业共有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企业209家，二、三级达标企业共计33136家，正在评审的一级企业45家、二级和三级企业17930家（见附件）。主要工作情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摸清工贸行业底数。围绕工贸行业“两项建设”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专题调研，基本摸清了全国工贸企业现状，提出了“两项建设”的工作思路、工作目标、主要途径和保障措施。据统计，全国工贸行业共有法人单位320.4万家，从业人员12071.4万人，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总数、从业人员总数的60%以上，占安全监管监察系统直接监管企业总数的90%以上，其中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规模以上企业28万多家。

（二）建立政策法规体系。印发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全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安委办〔2011〕18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通知》（安委办〔2012〕1号）等6个规范性文件，起草了《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管理规定》，编制了《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指南》和《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指南》，初步形成了“两项建设”的政策法规体系。

（三）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先后制定并公告了工贸企业27项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还有6项评定标准正在起草。这些评定标准基本覆盖了工贸行业中危险性较大的行业和重点行业，为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提供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有关单位对北京市顺义区制定的6150条隐患查报标准进行了梳理汇总，为各地区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提供指导。

（四）建立考评管理体系。制定了《全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办法》（安监总管四〔2011〕84号）和《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工作管理办法》（安监总管四〔2011〕87号）。目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确定了4家一级评审单位、348名一级企业评审员和590名评审专家。各地区确定了843家二、三级评审单位和11613名评审人员，初步建立了专家库和评审队伍。

（五）建立信息化管理体系。建立了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网上申报、评审受理、公告发布、证书管理等基本功能，实现一、二、三级考评的网上申报管理。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已开发完成，并正在试运行。这两个信息系统可以实现企业基本情况和企业隐患信息的同步和共享。

（六）创建试点示范地区和企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确定了宁波市、广州市、沈阳市、北京市顺义区、山东省诸城市等5个示范城市和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等24家典型企业，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树立样板，并多次召开经验交流会和现场推进会、座谈会，进行“两项建设”的经验交流、问题分析和对策研究，统一思想，全力推进“两项建设”工作。目前，各地区基本确定了本地区“两项建设”的试点样板地区和企业。

（七）营造“两项建设”的良好氛围。2011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共组织开展了21期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题培训班，培训了近3000名安全监管人员、省级师资和评审人员。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设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信息专刊，在政府网站设置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专栏，宣传“两项建设”的法规标准和各地区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两项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主要做法

一年多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在工作实践中探索总结了大量可学、可用的经验和做法，为全国全面铺开“两项建设”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政府推动。大部分省（区、市）高度重视“两项建设”工作，北京、辽宁、湖南、福建、宁夏等地成立以省（区、市）政府领导同志为组长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黑龙江、陕西等地成立以省政府领导同志为组长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将“两项建设”工作作为当地政府的重点工作来推进。

（二）制定工作方案，统筹规划部署。各省（区、市）都制定了“两项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保障措施，层层落实责任，指导和推进工作。北京、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上海、安徽、浙江、山东、江苏等省（区、市）以省级安委会或安委会办公室的名义印发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和工作方案；吉林省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和黑龙江等省（区、市）以省级安委会或安委会办公室名义印发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三）加强宣传培训，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区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工作，利用经验交流会、现场观摩会、各类培训班、到样板示范地区学习调研等方式，提高对“两项建设”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站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工作氛围。辽宁省组织专家制定了《辽宁省冶金机械等工贸企业标准化自评人员培训大纲和考试标准》，已举办培训班60期，培训企业2224家、自评人员5000余人。山东省诸城市对320名安全监管人员进行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轮训，为3408家企业培训员工16万余人次。

（四）强化考核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吉林、辽宁、山东、湖南等省（区、市）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纳入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目标责任考核，印发了有关的责任考核文件或者明确了具体量化考核指标，加大考核比重和力度，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责任落实。北京市顺义区制定了安全生产考核办法及实施细则，对各镇、街道、经济功能区、各行业主管部门“两项建设”工作实施量化考核。

（五）抓好典型示范，发挥引领作用。各地区分别确定了“两项建设”试点样板地区，通过抓典型、树标杆，创新工作，不断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北京市顺义区创建了区县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模式，探索解决隐患排查标准与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的无缝衔接问题；结合隐患自查自报系统，确定小微企业以开展现场达标、岗位达标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思路，要求2012年完成50%的小微企业达标任务。辽宁省沈阳市实施重心下移、权力下放，授权各区、县（市）协调指导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评审的相关工作。

（六）制定地方标准，完善标准体系。部分省(市)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的评定标准，使有关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山东省制定了日用玻璃制品、食品发酵、皮革皮件加工、塑料制品等10余个门类的考评标准。湖北省制定了葡萄酒、食品食用油加工、纸质包装印刷、空调安装维修、家具制造等地方考评标准。湖南省出台金属粉末生产、室内装修装饰等评定标准。四川省制定了通信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细则。广西壮族自治区制定了甘蔗制糖企业评定标准等。

（七）完善考评体系，加强评审管理。大部分省（区、市）规范了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确定了评审组织单位和评审单位，建立了评审队伍，明确了评审工作程序，并对评审单位进行了管理和监督。浙江省宁波市出台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管理办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确定了18家工矿商贸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山东省诸城市创新评审管理，设立安全生产标准化专项基金，免费为企业开展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验收工作。广东省广州市以专家组考评的方式，免费为中小企业进行评审，并组织专家组对达标企业按10%的比例进行抽查。

（八）积极创造条件，强化保障措施。一是争取资金支持。部分省（市）设立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专项资金。吉林省每年列支300多万元，专门用于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黑龙江省设立2500万元安全隐患治理专项资金，对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项目给予专项资金补助。二是制定激励政策。辽宁省沈阳市出台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意见》（沈政发〔2011〕45号），从企业担保和信贷融资、纳税抵免、工伤保险缴纳优惠、专项资金申请、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等25个方面，实施联动的激励约束政策，推进全市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山东省诸城市制定了《鼓励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办法》等文件，出台了有关工作考核、保险费率浮动、现金奖励、评先挂钩等综合性激励政策措施。三是与行业部门联合推动。山西省安全监管局积极与省商务厅协商，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商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意见》（晋安监管四字〔2012〕14号）。四是通过班组活动促达标。河北省通过班组岗前宣誓、岗位安全生产标准化作业大练兵、技能大比武等活动，评选出一批省、市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班组，为企业整体达标起到了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五是探索小微企业达标途径。内蒙古自治区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评分细则》，简化了程序、提高了效率。六是探索关联企业达标。吉林省以一汽集团、长春轨道客车、通钢集团为突破口，指导3家企业以集团文件形式印发文件，要求关联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准化标建设工作。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的看，各地区“两项建设”工作已经起步，取得了初步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合力、无抓手、无资金、无人才、无办法”的问题，但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有的地区将“两项建设”当作一项活动、一种运动，缺乏长远的打算和考虑，或者视为企业的自愿行为，或者认为只是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缺乏政府的统一领导，出现上面热下面冷的现象。一些企业把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当作简单的对标行为，缺乏持续改进的认识，达标积极性不高，存在观望和应付的思想。

（二）工作进展不平衡，评审管理矛盾突出。一是各地区工作进展不平衡。北京、辽宁、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地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工作进展顺利，海南、西藏、陕西、青海、宁夏、云南等地工作进展缓慢，达标企业类型和数量差距也较大。二是评审机构和人员队伍力量的不足与企业数量、特别是中小企业数量巨大之间存在矛盾。一些地区未能结合实际、创新工作，而是等政策、要办法，工作积极性不高，推进力度不够，工作进展迟缓。

（三）缺乏有力抓手，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在“两项建设”工作中，法规政策措施不够有力，全国性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形成。一些地区感到没有法律支撑，工作中抓手不多，人员和资金缺乏，出现畏难情绪。对于不达标和工作不积极的企业，制约手段不健全。

（四）分级分类基础差，信息系统不完善。一些地区尚未摸清本地区工贸企业的基本情况，无法有效实施分级分类管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基础欠缺。一些地区虽然出台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方案，但还没有真正建立信息系统。

（五）“两项建设”标准制修订工作相对滞后。“两项建设”工作涉及的行业门类多、企业情况复杂、现场工艺装备差异大，目前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和隐患排查治理查报标准尚不能完全满足工作的需要。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部署，全国工贸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分别要于2013年和2015年底前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全面达标，并于2014年底前基本建立先进适用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区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狠抓工作落实，推进“两项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的进展。

（一）实施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全面推进“两项建设”工作。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积极争取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实行政府推动、企业为主，立足创新、分类指导。一是争取“两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地方政府领导同志担任，并制定出台地方政策措施；二是将“两项建设”工作纳入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目标责任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制；三是结合实际，创新思路，对三级及三级以下企业，以对照标准进行自查自报、自评自改为主，对中小企业“两项建设”工作，制定地方性通用标准、考评办法及隐患查报标准，简化工作程序，注重效果，减轻负担，把重点放在现场安全管理和岗位达标上。

（二）完善标准体系和评审管理，加强评审队伍建设，为“两项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各地区要按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2010）要求，结合本地区产业特点，探索、制定地方性评定标准。要在北京市顺义区制定的6000多项隐患查报标准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查报标准体系，并积极探索和妥善处理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与隐患查报标准的衔接问题。同时，要切实加强对评审机构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指导，严格控制评审质量，严禁乱收费，确保正常的评审秩序。要加强评审队伍的建设，建立专家库，培养评审人员，不断提升评审业务水平。

（三）抓示范、树典型，发挥基层的创造力。各地区要从“等、靠、要”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一是积极学习借鉴广州、沈阳、宁波、顺义、诸城等先行示范地区和有关典型企业在“两项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抓好本辖区内“两项建设”示范样板地区、典型企业的创建工作，及时总结推广，以点带面，推动“两项建设”工作深入开展。二是各地区要在把握总体原则的前提下，实行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推动“两项建设”工作。

（四）加快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区信息化系统现状，使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研发的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符合实际的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工作效率。

（五）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各地区要落实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内部的安全培训责任，深入开展“两项建设”的宣贯培训工作，加大对各级安全监管人员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力度，解决思想认识、工作方式、具体操作等问题。各地区可借鉴辽宁省沈阳市等地充分利用工伤保险机制开展安全培训的做法，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全覆盖的培训措施，为“两项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持。

附件：全国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基本情况统计表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330/2012/0718/173748/content_173748.htm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2年7月13日



随着《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Family Law Act 1975]的颁布，澳大利亚设立了专门处理私人家庭纠纷且地位等同于联邦法院的家事法院，且在设立伊始即提供专门的调解服务。目前共有家事法院28个，大法官48名。《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Family Law Reform Act 1995]，《2004年家事法规则》[Family Law Rules 2004]以及《2006年家庭法修正（共同承担抚养责任）法》[Family Law Amendment (Shared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Act 2006]（以下简称《2006年修正法》）等法律法规不仅奠定了澳大利亚家庭法律制度的基础，也完善了其家事调解制度。

如《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第19A条规定，任何有可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的人都有权直接向家事法院申请委任家庭及儿童调解员；第19B条规定，家事法院经双方同意有权将相关法律程序转交调解员处理。如法院认为家庭及儿童调解员有助于解决纠纷，则有责任建议其寻求调解员的协助。法院将押后法律程序，以便双方接受调解。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将调解由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升级为主要的解纷方式（即PDR），并在《2006年修正法》中增加了家庭纠纷解决机制（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囊括了家事调解、家庭咨询及仲裁服务等方式。


一、家事法院调解的主体

（一）角色功能

澳大利亚家事法院由法官、司法登记官、登记官以及法院调解员等组成。家事法官可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指南，但不能主持调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事调解的有关事宜由具有法律或社会科学背景的登记官和调解员主持。登记官是法院的专职律师，有权从事离婚、赡养等家事纠纷的调解；调解员是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擅长调解有关未成年子女的纠纷案件。此外，调解员往往与家事法官组成调解委员会，共同实施调解事务。为了提高调解实效，法院还设立了家事顾问作为特别辅助机构（非调解主持者），负责调查事宜，以便调解委员会“介入法律问题背后的人际关系”，更好地了解家事纷争的来龙去脉。

（二）资质要求

《1984年家事法条例》[Family Law Regulations 1984]明确规定了调解员的任职资格：（1）须已获得法律或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学位（或曾修读一年以上的调解或纠纷解决全日制课程）；（2）须不断地接受相关训练，维持相应的专业水平。2008年1月，澳大利亚开始推行全国调解员资格评审制度（即NMAS），细化了各类调解员的任职资格。《2008年家事法（家事纠纷解决从业者）条例》[Family Law (Family Dispute Resolution Practitioners) Regulation 2008]第5条、第6条在此基础上部分修正了家事调解员的资格要求，规定调解员应：（1）持有家事纠纷调解全日制本科文凭；（2）持有硕士学位；（3）持有适当资质，或曾接受任命从事调解并被评定为合格，或修满硕士课程学分；（4）2009年6月30日前，注册于家事纠纷解决登记处，参加三门特定课程学习并被注册机构评定为合格，或完成硕士学位课程。此外，调解员还应具备以下条件：未被州或地方法律禁止从事儿童工作；在各州或地区依法雇佣儿童工作者，能提供家事纠纷解决服务；有适当的投诉机制；适合承担家事纠纷调解的功能和责任；未被剥夺任命资格。


二、家事法院调解的实施过程

首先，由当事人提交申请。经双方同意，法官可将案件转介调解。其次，召开庭前信息会议。由登记官或调解员初步了解案件争点，介绍相关司法程序，使当事人充分了解可利用的调解服务以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重要性。该会议为调解的必经阶段。第三，举行案件评估会议。由调解员、登记官分别或共同主持，答复申请人关于调解程序的疑问，评估个人意愿以及影响双方自愿磋商的因素，如：是否出现家庭暴力，是否存在安全问题，儿童是否存在受虐待的风险，双方在交涉时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如，当事人之间是否有经济或语言能力方面的差距）等。如果评估结果表明该案不适合调解，则转介其他服务。第四，进行调解。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视案件性质采取不同的程序：（1）对于仅涉财产问题的争议，由登记官主持；（2）涉及子女问题的争议，由调解员主持；（3）对于同时涉及上述两类争议的案件，则委派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担任登记官和调解员，共同主持联合调解会议，以兼顾性别平衡。

据此，可归纳出实施过程的几个特点：（1）调解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提交至家事法院的案件在经双方申请或同意后还需经过调解员的仔细评估，认为适合调解才能将案件转介调解。（2）任何一方在调解中，均有权征询法律意见。（3）任何一方均有权随时终止调解程序。虽然不论调解与否，当事人都必须出席庭前信息会议，且当涉及未成年子女及当事人结婚未满两年要求离婚的案件时，需强行启动调解程序，但整个调解过程、调解结果仍非常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三、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

澳大利亚家事法院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因离婚导致的子女抚养及财产纠纷的解决方式。实践证明，相较冰冷生硬的判决书，灵活温和的家事调解更能满足家事纠纷解决的特殊性。澳大利亚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颁布了《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确立了家事裁判、家事调解的基本原则——子女最大利益原则。该法第68F条第2款规定，法院在认定子女最大利益时应考虑以下因素：（1）子女的愿望，以及法院认为与子女愿望相关的其他因素（如子女的年龄和理解能力）；（2）子女与父母、其他人员的关系；（3）生活环境变化对子女产生的影响，包括与父母、其他子女、其他共同生活的人分开所带来的影响；（4）子女与父母接触的现实困难或费用，是否影响其感情维系；（5）父母各自的能力或其他抚养人的能力，能否满足子女感情和智力发展的需要；（6）子女的年龄、性别、生活背景及法院认为的其他相关因素；（7）保护子女不受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如虐待、变态对待、暴力等行为；（8）对待子女的态度、责任心；（9）针对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庭暴力；（10）适用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禁止家庭暴力的命令；（11）尽可能地减少子女将来提起诉讼的可能性；（12）法院应当考虑的其他因素。《2006年修正法》也以该原则为立法宗旨，新增父母共同承担抚养责任、子女抚养协议、子女抚养令、抚养计划、禁止家庭暴力等方面的规定。

当夫妻因离婚问题诉至法院时，调解员及法官不仅要考虑其意愿，也要考虑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在2012年的奇弗诉巴里（Cheever v. Barrie）一案中，调解员鼓励双方以一种“更合作、更尊重的方式进行沟通与决策”。鉴于“他们之间的‘战争’导致了孩子们持续的焦虑和对家庭环境的不满”，调解员以对孩子们的心理治疗为切入点，充分运用其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背景，向父母阐明其行为对孩子人格塑造、生活环境的重大影响，并建议父母及孩子参加家事调解中心设立的分离咨询项目。该项目不仅有利于疏导孩子的心理郁结，同时为父母提供个别辅助，引导其日后更加注重孩子的需求。

在父母已离异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能恣意改变子女的居住地，应充分考虑子女的意愿和已有的生活方式、已接纳的文化。调解员和法官都要考虑，子女与父母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能否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与父母一方生活在原居住地是否更有利于其成长；或子女是否排斥这种改变。无论是2012年的科伯恩诉樱（Coburn v. Sakura），利特诉凯勒特（Kellett v. Kellet）还是2013年的帕斯卡诉奥克斯利（Pascarl v. Oxley），都体现了调解员对此类因素的重视。特别是在科伯恩诉樱一案中，家事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调查结果显示，自从父亲擅自带孩子移居澳大利亚，孩子变得郁郁寡欢，非常思念在日本的母亲和亲戚，同时由于不熟悉英语及当地文化，孩子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显然与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相悖。最终，法庭判决将孩子送回日本与母亲共同生活，同时，父亲享有探视权。虽然该案以判决形式落下帷幕，但是家事调解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判决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案结事了，也在实质上解决了情感纠葛。

无论当事人系已婚、同居未婚、未婚抑或离异，只要育有子女就应当重视对子女的抚养。如2012年的帕尔诉塔布（Parer v. Taub）一案所彰显的，一方面，应“确保父母实质性地参与子女的生活，最大限度地保证孩子的最佳利益”，“确保父母履行义务，负有责任心”，“保护子女远离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确保子女获得充分且适当的抚养，帮助他们发挥全部潜能”；另一方面，除非违反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否则，“子女享有知情权及受父母照料的权利，无论父母结婚、分居、未结婚甚至未共同居住”，子女均“有权定期与父母交流、沟通并与其他人保持联系”，“有权享受他们的文化，并与他人分享”。

由此可见，家事调解在贯彻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的同时有利于实现双赢。一方面，父母通过调解员的疏导学会如何更好地尊重对方，尽可能地减少离婚等纠纷给子女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子女有权表达意愿，获得帮助。固然，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并非抚养案件中的唯一考虑因素，但是如果父母的利益与孩子的利益相冲突，调解仍应以子女的幸福和权利为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