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七条第四款修改为：“改变森林、林木所有权或者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二、将第十九条修改为：“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撤销、合并，以及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隶属关系的改变，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主管部门管理的森林、林木经营管理单位的建立、撤销和合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三、将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对利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开发旅游项目的，项目审批机关在审批前应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修改为：“疫区的划定和撤销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五、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猎捕国家和地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收购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收购地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经林业主管部门核定。”
　　六、将第三十条第（一）项修改为：“从林区运出木材、竹材及其半成品出省或者出县的，应当持省或者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发的运输证或者国家统一的调拨通知单，其运输证自林区到运输终点地全程有效。需再次运输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新证”。
　　七、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修改为：“县属国有林场，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其他县属企业事业单位经营的国有林或者合营林，主伐和低产林分改造，年伐连片面积不足五十亩的，由设区的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五十亩以上的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抚育间伐，年伐连片面积不足一百亩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一百亩以上的由设区的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将第（三）项修改为：“集体林、农村居民承包经营责任山滩和划归农村居民使用的自留山滩上的林木的采伐成片林的抚育间伐、农田林网的更新采伐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本决定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７日江苏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１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７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４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资源的培育、保护、采伐、利用、经营管理等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发展平原绿化，加强丘陵山区林业建设，建立林业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
第四条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鼓励林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提高林业科技水平；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制止一切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对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林业管理和林业科学研究有显著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森林资源实行以下保护性措施：
（一）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鼓励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二）根据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国有造林、育林列入基本建设计划；集体和个人造林、育林给予经济扶持或者长期贷款；
（三）征收育林费，专门用于造林、育林；
（四）煤炭、造纸等单位，按照煤炭和木竹浆纸张等产品的产量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专门用于营造坑木、造纸等用材林；
（五）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林业基金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省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具体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制定。
森林资源管理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乡、镇设有的林业工作站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监督和乡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林业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管理
第七条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国家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其使用者或者所有者应当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使用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国家所有的重点林区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应当向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省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
改变森林、林木所有权或者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因林地被依法征用、占用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林权全部丧失的，应当到核发林权证书的人民政府办理注销登记，交回林权证。
第八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森林、林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国家所有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森林、林木和国有林业场圃、森林公园经营的森林、林木，以及依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或者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
（二）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在其管理使用的土地上自行营造的林木，以及依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或者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上述单位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该单位；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所有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以及依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或者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
（四）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合作营造的林木，为合作各方共有；
（五）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使用该土地的单位所有；没有明确使用单位的，归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所有。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该集体所有；另有协议或者合同的，按协议或者合同的规定确定所有权；
（六）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滩）上种植的林木，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归个人所有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个人，可以依法继承、转让。
单位或者个人依照《森林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通过竞标、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取得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
第九条依法划定的国有林业场圃、森林公园、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及其界线，除了经过原批准机关同意或者依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批准的以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
第十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争议，
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三章植树造林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确定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组织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
第十二条水土流失的坡地，江、河沿岸，海堤沿线，湖泊水库周围，公路、铁路两侧，应当植树、种草，分别营造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护堤林和护路林。
建设农田防护林，保障农业生产。
第十三条造林绿化实行部门和单位负责制：
（一）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造林；
（二）国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管理范围内适宜造林绿化的土地，由其单位负责造林；
（三）在国家、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承包造林的，应当签订合同。违反合同的，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未按合同完成造林任务的，林地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收回林地，重新组织造林。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植树造林的检查验收，造林成活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计入年度造林完成面积；三年后验收合格的计入有林地。
第四章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五条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管理和监督。
第十六条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资源清查，建立资源档案制度和监测体系，掌握资源变化情况。
第十七条国有林场、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应当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风景名胜区内森林公园的规划，应当服从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由林业主管部门会同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指导乡村林场、林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经营森林、林木的有关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第十八条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林业长远规划和国家关于划分林种的规定，提出划定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划定省重点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经批准划定的林种，未经批准机关同意，不得变更。
第十九条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撤销、合并，以及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隶属关系的改变，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主管部门管理的森林、林木经营管理单位的建立、撤销和合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类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征用、占用林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预交森林植被恢复费，领取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用地单位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或者征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没有依法取得林地使用权的，有关主管部门不得签发开采矿藏和施工、作业许可证。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第二十一条用地单位需要伐除被征、占用林地上的林木时，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三十三、三十四条的规定申请办理批准文件和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建设单位征、占用林地的，应当支付林地、林木、附着物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林地、林木、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如下：
（一）林地和林地上的其他附着物补偿标准按《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二）伐除林木补偿费：
１、用材林、新造林按实际所消耗的资金、劳力计算补偿费；幼龄林按主伐期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补偿；中龄林按主伐期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补偿；近熟林按主伐期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补偿；成熟林按实际出材量销售价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补偿。
２、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分别按用材林补偿标准的二倍和三倍补偿。
３、竹林：未满园的按实际所消耗的资金、劳力计算补偿费；已满园的按前三年平均竹产量销售价计算。
４、经济林：新造林应当尽量移植，由用地单位付给移植费；不能移植的，按实际所消耗的劳力、资金计算补偿费。已有产品收获的，按前三年平均产量销售价计算。
５、零星树木：按林种、林龄参照上述标准补偿。
伐除征、占用及临时占用林地上的林木归原林木所有者收益或者原林木经营单位支配。被征、占用的林地，二年之内不使用的，其林木、苗木允许原经营者继
续经营收益。
森林植被恢复费的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具体收取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森林、林木、林地依法转让、出租，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的，应当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森林资源资产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对利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开发旅游项目的，项目审批机关在审批前应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五章森林保护
第二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护林组织，负责护林工作；督促林区的基层单位订立护林公约，组织群众护林，划定护林责任区。
在行政区域交界的林区，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护林联防组织，负责联防区的护林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和国有林业场圃，应当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护林员的主要职责：巡护森林，检查森林火灾隐患，维护林业管理秩序，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第二十六条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发生严重的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除治措施，消除隐患，防止蔓延。
疫区的划定和撤销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林业法制建设和林政管理、林业行政稽查工作，建设好林政、林业公安队伍。
林区木竹检查站、森林植物检疫站和林业公安机构，根据国家规定的权限，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物的管理工作。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除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一、二级名单外，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驯养繁殖地方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应当经林业主管部门同意。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实行限额管理。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林生态地区、珍贵稀有陆生野生动物繁殖、迁徙越冬以及濒危植物繁衍的林区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管理。
对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珍贵树木和林区内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应当认真保护；未经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采伐、采集。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监视、监测环境对陆生野生动物的影响。
第二十九条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猎捕国家和地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收购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收购地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经林业主管部门核定。
第三十条运输木材、竹材及其林产品，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从林区运出木材、竹材及其半成品出省或者出县的，应当持省或者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发的运输证或者国家统一的调拨通知单，其运输证自林区到运输终点地全程有效。需再次运输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核发新证；
（二）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持省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签发的准运证明；出口的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三）森林植物及其林产品（包括乔木、灌木、竹类、野生珍贵花卉和其他森林植物，苗木、林木种子和其他繁殖材料，木材、竹材、盆景、干果和其他林产品），必须持县级以上森林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的检疫证书。
凡没有取得上述证明、证书的，铁路、交通和邮政部门不得办理承运、邮寄手续。
第六章森林采伐更新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本地区年森林采伐量。
国家下达本省的年森林采伐限额，由省人民政府逐级下达到市、县和国有林场。国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营的森林、林木，年森林采伐限额除铁路、县级以上公路的护路林、县级以上河道等水利工程防护林、城市和建制镇林木由省人民政府下达给其省级主管部门外，一律纳入所在县级人民政府控制的指标内。
第三十二条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对森林、林木采伐更新进行管理和监督。
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颁布森林采伐更新技术规程，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监督实施。
第三十三条需要采伐林木的，林木经营者必须向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按规定的批准权限，在本级人民政府控制的年森林采伐限额内办理批准文件。
办理林木采伐批准文件的权限如下：
（一）省和设区的市所属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二）县属国有林场，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其他县属企业事业单位经营的国有林或者合营林，主伐和低产林分改造，年伐连片面积不足五十亩的，由设区的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五
十亩以上的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抚育间伐，年伐连片面积不足一百亩的，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一百亩以上的由设区的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三）集体林、农村居民承包经营责任山滩和划归农村居民使用的自留山滩上的林木的采伐成片林的抚育间伐、农田林网的更新采伐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四）速生丰产用材林、坑木、造纸原料专用林，有合同的按合同约定批准权限执行；没有合同约定的依照本款第（二）、第（三）项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省和设区的市所属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林木采伐，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批准采伐文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他林的林木采伐，由所在地的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批准采伐文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并对采伐作业和迹地更新造林进行监督和检查。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滩）和个人承包责任山（滩）上的林木，可以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采伐零星竹子和不是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以及农村居民采伐房前屋后和自留地上自有的零星树木，不需申请采伐许可证。
遇有紧急抢险情况，必须就地采伐森林、林木的，可以免除申请，但事后由组织抢险的部门或者单位将采伐情况报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铁路、县级以上公路两侧的护路林、城市和建制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其主管部门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政处罚按《森林法》第三十九条和《实施条例》第三十八、三十九条规定执行。被责令补种树木者因故不能补种的，可以交纳造林费，由林业主管部门收取后代为补种。
第三十七条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情节严重的，可以处相当于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二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竹运输证、森林植物检疫证书的，分别依照《森林法》和《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处罚。
伪造、倒卖、转让陆生野生动物特许猎捕证、允许进出口证书、狩猎证、驯养繁殖证的，依照国家《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违反森林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开垦、采掘、取土、砍柴、采种、采脂、采叶、放牧和其他行为，致使森林、林木遭受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毁林株数一至三倍的树木。
第四十条无证运输木竹及林产品的，除没收全部物品外，并处以相当于没收物品价款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运输上述物品的品种、规格、数量与运输证件记载不符的，没收其不符或者超过部分的物品。
对无运输证而承运上述物品的运输单位和个人，没收运费，并处运费一至三倍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十元至三十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育林费缴纳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缴纳育林费的，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征收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分，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决定并执行。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除规定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外，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决定。
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违反《森林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规定，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和林业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非法办理林业证件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六条本办法所指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和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零点二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第四十七条林区的划分由省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第四十八条城市市区的绿化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九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