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判的过程实质上是对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进行评价、规范和引导的过程，对其负面的行政行为起到警戒和抑制作用，促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引领法制建设。其中，行政判决制度作为整个行政审判的核心一环，对树立行政执法规则、促进民众对司法权威的信心，具有直接的作用。而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行政判决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功能，其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行政判决制度的一些问题


（一）过分注重行政诉讼协调而忽视判决


1．出于功利的考虑致使规则让位于利益。一是行政机关主动寻求协调解决。行政机关在行政责任追究形成的“倒逼”机制下，往往害怕败诉，主动要求法院协调解决。二是行政相对人现实化的利益考量。一些行政案件原告诉讼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只要法院协调达到相应预期目的，当事人就不再深究。


2．外部机制对行政诉讼审判的影响。一是受诉调对接机制的影响。法院与行政机关建立多种协调机制，力求行政案件的协调解决。二是受涉诉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影响。一些敏感性、群体性的行政案件，如计划生育、乱收费乱罚款、城市拆迁等案件，存在信访维稳风险。法院、法官担心导致涉诉信访，因此把案件协调作为首要选择。


3．各类考核对行政判决制度的影响。一是法院内部考核的影响。行政案件协调撤诉率、上诉率等行政审判考核的重要指标，缺乏“限度”约束，直接影响对法院、法官的考核绩效和工作评价，促使法院、法官偏好通过协调促成和解。二是外部考核对法院的影响。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受到不良政绩观的影响，单纯为了法治综治考核指标，而追求行政机关“零败诉”，从而给地方法院施加压力，导致法院对行政纠纷过分协调，久调不决。法院对个别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不支持、不配合行政诉讼的行为又缺乏有效的制约处罚手段。


（二）行政诉讼判决种类有限并需完善


1．现有行政判决种类不合理。这主要体现在维持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方式上。具体来说，维持判决和确认合法判决有违司法权的定位，在这两种判决中，司法权有介入行政权的嫌疑，违反了司法权中立、 被动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给行政管理实践和相对人权益保障带来许多问题。驳回诉讼请求则混淆使用了不同的标准，与其他诉讼种类并非并列。


2．现有行政判决种类不完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履行判决，若干解释增加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判决和情况判决。但在诉讼实践中，这些判决种类依然无法满足实践需要。问题突出的如，针对行政机关即将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现行判决制度只能提供事后救济，显然无法提供更为周全而有效的保障。除此之外，有一些案件由于案情复杂，耗时较长，而现行的判决中缺乏中间判决，导致相关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三）行政裁判说理性不足需要加强


法院通过对个案的处理，既教育了实施违法行为的案件当事人，也对可能实施违法行为的起到了警示作用，从而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因此在判决中，法官就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法律论证。实际上，在行政审判中的说理技术欠缺，主要表现为：对事实的认定不加论证，只是对证据的简单罗列，而不说明采信证据的理由；不标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推理过程；没有针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分析说明，有悖辩论原则；对判决适用适用法律的理由不详加说明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不予说明等。


二、行政判决制度的几点完善


（一）理顺行政审判中的调判关系


满足当事人的需求，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依然是行政诉讼的宗旨所在，即使“注重协调”也不意味着“当判不判”。在行政审判中，对没有协调余地的案件，或者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接受协调的，也要当断则断，不能久拖不决或者强迫当事人接受协调和解。不能片面强调协调和解而放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能把是否同意和解当作立案受理的条件和门槛，更不能以协调和解之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完善考评机制，取消对行政机关不合理的考核要求，取消对法院不科学的指标设定，在机制上激励行政诉讼判决。


（二）完善行政判决的种类


完善行政判决的种类是有效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正确界定行政权和司法权关系，协调行政诉讼类型的有效途径。我国行政判决体系分为主体判决体系和辅助判决体系两个层面。就主体判决而言，首先，应该废除维持判决，因为维持判决混淆了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妨害了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维护，而且，维持判决的效果与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基本相同。其次，变更判决应该适当扩大其适用的范围，尤其是对行政裁决案件的适用。就辅助判决而言，增加禁令判决、中间判决和自为判决。针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某种行为时或者即将实施时，法院作出的禁止行政机关行为的判决，可以在事前或者事中进行预防，防止相对人的权利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复杂的行政案件，无法及时审结，或者一时难以查清案情的，法院对当事人所提出的部分请求所作出中间判决；自为判决是法院基于自己的考量，在一些特殊的案件中，直接作出具体的判决，但应规定严格的条件限制。


（三）增强行政判决书的说理性

趁夜偷鸡枪击人的行为如何定罪

[案情]
2003年7月5日，被告人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商量一同出去打（偷）狗，杜世洪向他人借了一支单筒猎枪。次日凌晨3时许，三被告人持猎枪出去找狗，未见到狗，便窜至吉水县阜田镇某村村民高世列家偷鸡。谭红忠、汪良斌进院偷鸡，杜世洪持猎枪在院外望风。当偷出两只鸡一只鸭时，被失主高家的人发现，房内亮了灯，谭、汪二人立即跑出院外。杜世洪见状，即向房门开了一枪后逃跑，枪弹击中高家房门的门框。失主高世列及其弟闻声跑出房外，追撵三被告人未果。返回时，高世列在院门外拾得猎枪护木一块，高家两兄弟即蹲在院内守候。谭红忠等三人逃离现场后，杜世洪发现猎枪的护木丢失，担心无法还枪，便提出返回寻找。三人返回高家途中，汪良斌害怕被抓，未敢继续前行。到高家院门口时，杜世洪将猎枪交给谭红忠保管，自己进院寻找护木，杜世洪刚一进院，被正欲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发现。高世列刚一起身，谭红忠即向他开了一枪，枪弹击中高世列下颌部，致其颈部动脉、静脉及周围组织严重破损，随即死亡。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理由是：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是盗窃的共犯，他们既有共同盗窃的故意，又有共同盗窃的行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后果承担责任。三被告人虽是以秘密窃取财物的目的到达现场，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发现失主（高世列）房内灯亮，即开枪威胁，抗拒抓捕。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由盗窃转化为抢劫，三被告人均已构成抢劫罪的共犯。谭红忠、杜世洪在寻找猎枪护木时，与正欲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打死高世列，也应视为他们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谭、杜二人同样构成抢劫罪的共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列、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案情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三被告人从偷鸡至逃跑阶段，他们共同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所窃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杜世洪在院外望风时，看到谭、汪二人逃跑，又见失主房内灯亮，即向房门开了一枪，这可视为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但杜开枪的目的是快逃离现场，这一枪既没有直接威胁到失主，也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情节并不严重，又是在盗窃行为已实施终了的情况下开的枪，不存在盗窃过程中行为性质转化的问题。因此，在这一阶段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阶段，即从发现猎枪护木丢失到返回寻找的阶段。此时谭红忠、杜世洪返回现场是为了寻找护木，汪良斌担心被抓而未到现场。谭、杜二人在寻找护木的过程中，与准备抓捕他们的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打死高世列，本着罪责自负的原则，应由谭本人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杜、汪二人都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洪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谭红忠、杜世洪、汪良斌三人经过共谋到高家偷鸡，谭、汪二人进院行窃，杜在外望风，这时院内院外都是作案现场。由于他们只偷得两只鸡一只鸭，数额较小，情节显著轻微，此时三被告人均不构成犯罪。当他们的盗窃活动被失主高家的人发现，谭、汪二人即逃出院外，杜世洪在院外向高家房门开了一枪。此时，他们还没有离开作案现场，杜世洪的开枪行为是当场实施的，杜开枪的目的，就是以暴力的方法阻止高家的人出来抓捕他们。枪弹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但开枪射击本身就是危害性很大的暴力行为，情节不可谓不严重。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劫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抢劫罪）定罪处罚。”杜世洪的行为符合这一规定，构成抢劫罪。但是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各共同犯罪人只能对其共同故意实施的行为负责，不能对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行为负责。本案谭、杜、汪三被告人共同的故意是实施盗窃，在盗窃过程中杜世洪又突然开枪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已超出了共同的故意，是杜单独实施的行为，只能由他个人负责，谭红忠、汪良斌不应对此负责。后来，谭红忠、杜世洪在返回寻找护木的过程中，与失主高家兄弟相遇，谭红忠开枪将高世列打死。由于此时他们再未实施盗窃，谈不上行为的转化，故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谭红忠的本人行为也只能由他个人承担刑事责任，与杜、汪二人无关。
综上，被告人谭红忠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杜世洪行为构成抢劫罪，汪良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李崇军
邮 编 331600